▲Sibelius：Symphony No.5/ Simon Rattle/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/ His Master's Voice Digital EL 7 49717 1 西貝流士（Jean Sibelius，1865~1957）漫長的一生橫跨浪漫樂派、國民樂派、新古典主義（Neo-Classicism）、序列主義（Serialism）、先鋒派（Avant-garde music），他甚至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、聽到立體聲錄音唱片、搭到波音噴射客機。但他也是最會虛擲光陰的作曲家，以他的嵩壽而言，區區不到120個作品...
▲*Sibelius：Symphony No.5/ Simon Rattle/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/ His Master's Voice Digital EL 7 49717 1*
西貝流士（Jean Sibelius，1865~1957）漫長的一生橫跨浪漫樂派、國民樂派、新古典主義（Neo-Classicism）、序列主義（Serialism）、先鋒派（Avant-garde music），他甚至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、聽到立體聲錄音唱片、搭到波音噴射客機。但他也是最會虛擲光陰的作曲家，以他的嵩壽而言，區區不到120個作品實在不能算是多產，而且創作期集中在1892到1926年當中的34年，其餘三分之二的歲月完全零產出。他在1926年應哥本哈根皇家歌劇院邀請，為莎士比亞同名戲劇譜寫的《暴風雨》（*The Tempest,Op.109*）之後，就是長達31年的「沉寂」（註1） ，再也沒有發表任何作品！巴黎、柏林的毒舌樂評們都把西貝流士當作「孤獨的過氣者」、「尚未入土的音樂幽靈」，就算他真的曾經寫下《第8號交響曲》，料想他應該也會自慚形穢地不敢發表。
造成西貝流士「熄火」的原因很多，但所有原因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源頭，就是**他的《第8號交響曲》始終交不了卷**！西貝流士清楚地意識到他的名聲將建立在交響曲上，而且只建立在交響曲上！是以他每一首交響曲都是嘔心瀝血的精品，到了難以增刪一個音符的地步 （註2）。1910年11月5日創作《第4號交響曲》（Op.63）期間，西貝流士在日記中寫下：「交響曲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作曲，它更像是人生每個階段的內心懺悔。」一戰期間，西貝流士意識到，他很難撕下早期因為《芬蘭頌》（*Finlandia,Op.26*）被貼上的、帶有貶意的「民族浪漫主義作曲家」標籤，西貝流士在日記中寫著：「『交響曲』這個曲名對我的交響曲來說，好像弊多於利」（1914年10月18日）、「或許這個名字對我的音樂造成了傷害。但是――它們畢竟真的是交響樂――人們對交響曲的概念必須與時俱進，至少我在這點上，做出了貢獻。」（1914年11月21日）、「非常奇怪，我的交響曲竟然成了他們的頭號假想敵。這些人用他們的意識形態，硬要稱它們為幻想曲之類的，我又能說什麼呢？」（1918年2月5日）。1926年，他開始顯露自我懷疑傾向，在酒精催化驅使下時而激昂、時而頹唐，在不可一世與自暴自棄之間來回擺盪。一刻前還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「全能的上帝打開天國的大門，我看見祂的樂隊正盛大地演奏我的《第5號交響曲》。」一刻後，他又像洩了氣的皮球，覺得自己的音樂一文不值。他在日記裡寫道：「與世隔絕，孤立無援，……我被榨乾了，信心盪到谷底，完全無法做事。」
《第8號交響曲》的譜紙打從1924年就攤在西貝流士的書桌上，在1945年將它扔進壁爐前，他至少很用力地花了五年（1928~1933）在創作這首交響曲上。面對世人的殷殷期待，他總是淡淡回應：「**還沒獵到熊的獵人是沒有熊皮可賣的**！」1934年，他似乎死了心，他自我陶侃：「**當別的作曲家不斷推出『雞尾酒』時，我卻只能供應不加料的涼水**。」1945年2月，他跟四女婿賈拉斯（Jussi Jalas）說：「我其實已經完成《第8號交響曲》很多次，但我終究還是把它燒了！」同年8月，他在給英國皇家愛樂指揮卡麥隆（Basil Cameron）的信中也這麼說，只是沒提到燒譜的事（註3） 。《第8號交響曲》到底有沒有存在過？據西貝流士的三卷本傳記作者塔華斯傑那（Erik Tawaststjerna）說法，1928年2月，西貝流士獨自前往柏林，把自己關在飯店裡，潛心創作他的《第8號交響曲》，推測此時這部交響曲的創作應該已經接近尾聲，因為他已經不需要在鍵盤上反複斟酌樂句。西貝流士在給妻子艾諾的信中提到「《第8號交響曲》――一部全新的交響曲――將會非常精彩。」同年12月，他的丹麥出版商威廉．漢森（Wilhelm Hansen）詢問作品的進展，卻被告知整部交響曲其實「只存在於他的腦海中」。1931年春天，西貝流士再度獨自留在柏林創作這部作品，他在給艾諾的信中提到交響曲「進展順利」，儘管他覺得「這部作品的形式很奇怪」。1933年9月4日，西貝流士的**抄譜員沃伊特（Paul Voigt）親眼看到23頁樂譜，包括完整的第一樂章和第二樂章的開頭部分**，西貝流士親口告訴他：「**這只是整部作品的八分之一**，而且會加入合唱。」因此，它應該是一部規模宏大的作品，類似馬勒的《第2號交響曲》或貝多芬的《第9號交響曲》。但就在沃伊特「目睹」23頁的手稿後，剩下的八分之七就沒了下文，《第8號交響曲》或許真的以草稿的形式存在過，也真的在西貝流士的夢境中被排演許多次（註4） ，只是最終還是被他燒了。
西貝流士為何燒毀《第8號交響曲》？一大部份原因來自高德馬克的教誨（註5） ：「**作曲家最重要的特質莫過於對自己進行嚴厲而無情的批評**。」西貝流士習慣收回原作，加以修改，而且修改的幅度通常不小，有時面目全非，幾乎形同另創新作！他自己也承認，**他「『改』不了這愛『改』的惡習**！」證據最為確鑿的一例是他1918年曾寫信給友人說道：「……《第5號交響曲》將以新面目呈現――事實上，我日以繼夜的工作，**整首樂曲等於是重新編寫過**。」接著他提到構思中的兩首交響曲，「《第6號交響曲》充滿奔放狂野的熱情，在田園風味的烘托下漸漸顯出幽暗沉鬱，本曲可能有四個樂章，結尾時樂團齊聲發出幽沉的狂吼，一舉淹沒主旋律。至於《第7號交響曲》共有三個樂章，以生命的喜悅及青春的活力為主題，有熱情的樂段，最後一個樂章是〈希臘輪旋曲〉，不過這個大綱還有可能改變。」結果呢？《第6號交響曲》在1923年2月13日首演，曲中既不「幽暗沉鬱」，結尾也沒有「發出幽沉的狂吼」；而《第7號交響曲》也不像他說的「有三個樂章」，根本只是個極簡的單樂章交響曲，〈希臘輪旋曲〉也不見蹤影。此外，包括1892年的管弦樂作品《庫勒沃》（*Kullervo,Op.7*）、1903年的《小提琴協奏曲》（*Op.47*）等，都被他動過大刀。隨著創作日增，他的焦慮愈發嚴重，作曲變得越來越艱難。《第7號交響曲》1924年3月24日在斯德哥爾摩首演後，他在日記裡寫道：「一位年邁作曲家的命運總是充滿悲劇，我的創作速度不再像以前那樣迅猛，而**自我批評也愈演愈烈、近乎荒謬**。」
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來自美國音樂界的引頸期盼。這份善意的期盼在美國音樂學家、《西貝流士：作曲家生平與芬蘭的覺醒》（*Sibelius: A Composer’s Life and the Awakening of Finland*）作者格蘭達．高斯（Glenda Goss）看來，非但沒把西貝流士從日益嚴重的焦慮不安拯救出來，反倒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。美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全世界最歡迎西貝流士的國家，1914年5月19日，西貝流士受邀從德國不萊梅搭乘「威廉二世號」（SS Kaiser Wilhelm II）遠洋客輪橫跨大西洋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造訪美國；他5月26日抵達紐約，6月4日在康乃狄克州諾福克（Norfolk）音樂節親自指揮交響詩《海洋女神》（*The Oceanides, Op.73*）的世界首演，此曲題獻給藝術贊助人斯托克爾（Carl Stoeckel）夫婦。《紐約時報》樂評家唐斯（Olin Downes）忘情評論道：「這是音樂史上對海洋最精妙的描繪。**西貝流士比德布西更接近調性的海岸**，並展現出一幅比《大海》（*La Mer*）更遼闊無邊的海景。」他認為西貝流士是「最後一位（寫得出旋律的浪漫主義）英雄」、「先知再世」，他的音樂代表了當代音樂的最高水準，從此以「**西貝流士的使徒**」自居。唐斯是一位保守的民粹主義者，主張古典音樂不應該只迎合菁英階層的趣味，也應該獲得一般民眾的喜愛（註6） 。他痛斥現代主義是故弄玄虛的噪音，強烈反對史特拉汶斯基的新古典主義（註7） 和荀白克的十二音技法（Twelve-tone technique）與序列主義。1927年秋天，唐斯首次遠赴艾諾拉莊園拜訪西貝流士，詢問西貝流士是否已著手《第8號交響曲》，西貝流士回答他「頭兩個樂章已經寫好，其餘部分都在腦袋裡。」此外，他拒絕透露更多資訊。大約同時，波士頓交響指揮庫塞維斯基（Serge Koussevitzky）也開始與西貝流士長期的通訊，當西貝流士承諾讓他首演《第8號交響曲》時，他欣喜若狂。
庫塞維斯基從1928年開始就每個月寫信、發電報，關心西貝流士的創作進度（註8） 。1930年1月，西貝流士不耐煩回說：「我的新作遠未完成，我無法確定何時才能完成。」同年8月，他又打包票說：「看來我可以在本樂季開始前寄送一部新作。」但他擔心美國的版權法不能保障他的著作權。庫塞維斯基向他保證不會被盜版，結果，這部交響曲並未面世。1931年8月，在柏林饒有斬獲的創作之後，西貝流士寫道：「如果您想在明年春季演出我的新交響曲，我相信它已經準備就緒。」同年12月，這消息被洩露給了《波士頓晚報》：「交響樂廳收到了一封來自作曲家西貝流士的重要信件，信中提到了他的新交響曲――《第8號交響曲》。這部交響曲已經完成，樂譜很快就會寄到波士頓。」兩週後，庫塞維斯基收到了一封來自芬蘭的電報，說演出季前不可能完成。西貝流士可能是聽說了《波士頓晚報》的報導，因而陷入恐懼。1932年6月，《第8號交響曲》的演出又有了進展：「如果您能在10月底指揮我的新交響曲，那就太好了。」但一週後，他又陷入了恐慌：「很遺憾，我還不能確定新交響曲能否在10月演出。我對此非常焦慮，請不要宣布演出日期。」後來，西貝流士又承諾1932年12月前完成，庫塞維斯基決定在1932-33樂季演出全套西貝流士交響曲，並以《第8號交響曲》的世界首演作為系列音樂會的壓軸。然而，直到1932年除夕夜，新交響曲仍杳無音信，庫塞維斯基發了一封「忐忑不安」的電報，說他整整一個月每天都在查看信箱。兩週後，他收到西貝流士一封簡短的電報，演出再次推遲。在那之後的通信中，還斷續出現兩次試探性的詢問，之後便像完全躺平的心電圖。
但活人還能叫尿給憋死嗎？西貝流士自我懷疑到焦慮恐慌、自我批評近乎荒謬、改不了愛改的惡習都只是症狀，而造成這些症狀的病因當然來自外界的惡意批評。美國音樂作家、作曲家、程式設計師布萊恩—柯克．萊因哈特（Bryan-Kirk Rheinhardt）說：「**我們親愛的朋友西貝流士最終似乎因為創作靈感枯竭，而結束了他漫長的職業生涯……他之所以沒有用毛瑟手槍自殺，唯一的原因是當時**歐洲戰亂不斷，**子彈既稀有又昂貴**。於是他選擇酒精陪他度過漫長的創作低谷，還順手將所有未完成的草稿（包括《第8號交響曲》）全部付之一炬，以確保不會留下話柄，讓人說三道四：『哦！原來這就是西貝流士最後的樂思』、『這也值得他裝神弄鬼幾十年』……諸如此類的！」此外，波蘭猶太裔法國音樂理論家、指揮家兼作曲家萊波維茲(René Leibowitz）在1955年出版一本《**西貝流士：世界上最糟糕的作曲家**》（*Sibelius, le plus mauvais compositeur du monde*），他在這本6頁的小冊子裡延續阿多諾對西貝流士的嚴厲批判（註9） ，把準備過90歲生日的西貝流士一腳踹進地獄。萊波維茲身為荀白克的門徒與序列主義的積極推廣者，認為西貝流士堅持調性過於守舊、音樂素材顯得平庸保守、缺乏真正的邏輯發展與技巧進步性，**不僅是「時代的敵人」，也是「永遠的老人」**。這本挑釁的小冊子在當時的法國樂壇引起震撼，並深深影響了他的學生、法國先鋒派音樂大師布列茲，這也是為什麼布列茲一生從未指揮過任何一首西貝流士作品的原因。
《第8號交響曲》真的不夠好嗎？西貝流士真的靈感枯竭了嗎？從他最後幾部主要作品來看，他的創作才華遠遠未耗盡。《第6號交響曲》（*Op.104*）是部光彩奪目的作品，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超過了西貝流士其他任何作品，Pearl Acoustics網站**評價《第6號交響曲》是一顆「被埋沒的寶石」、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交響曲」**。《第7號交響曲》（*Op.105*）擺脫奏鳴曲式，將傳統的四樂章交響曲結構壓縮成單樂章，英國音樂學家萊頓（Robert Layton）評價「形式完全原創」，美國音樂學家赫波科斯基（James Hepokoski）甚至認為《第7號交響曲》代表「西貝流士最傑出的作曲成就」。西貝流士在這些作品中，已完全擺脫民族主義的桎梏（註10） ，任何人都不能再狹隘地將他視為北歐的「音樂業餘愛好者（dilettante）」。
老不死的「過氣者」西貝流士與「冰冷疏離」的現代主義格格不入，他常抱怨孤獨，卻也只能在亞文帕龜縮隱居。他聽說瑞典作家伯格曼（Ingmar Bergman）這樣形容現代主義：「你生而無目的，活著也毫無意義……當你死去，你就澈底消亡了。」西貝流士深表同感，他認為：「有一種音樂與這種虛無的世界觀相符，那就是二十世紀的大部分音樂！藝術發展到這地步，還能變得更醜陋嗎？」《華爾街日報》、《讀者文摘》撰稿人賴利（Robert Reilly）顯然也無法接受尖銳刺耳、毫無美感可言的現代音樂，他說：「**我不知道上帝的樂隊演奏起來會是什麼樣子，但每當我聽到西貝流士的《第5號交響曲》，我就會知道自己身在何處**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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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西貝流士1903年舉債在赫爾辛基北方38公里的亞文帕（Järvenpää）鎮買下一塊土地，蓋了一棟二層樓宅第，命名為「艾諾拉」（Ainola），意指「艾諾的國度」（Aino’s land）。艾諾（Aino）是他妻子的名字，也是語言學家棱洛（Elias Lönnrot）彙編的芬蘭民族史詩《卡勒瓦拉》（Kalevala）中一位少女的名字。西貝流士在1948年的一次電臺採訪中說道：「在艾諾拉，寂靜本身就是一種語言。」於是「亞文帕的沉寂」之說不逕自走。
註2：1943年7月17日，西貝流士跟女婿賈拉斯說：「我的每一首交響曲都發展出一種獨有的技法，它們絕不是粗製濫造、隨便就可以端出來的東西；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我長時間地醞釀著我的《第8號交響曲》，與它應有的水準辛苦奮戰。」
註3：信中說：「我的《第8號交響曲》已經完成了好幾次，但我仍然不滿意。時機成熟時，我很樂意把它交給你。」
註4：1943年1月8日，西貝流士跟女婿賈拉斯說：「我夢見我在指揮我的新交響曲，來到薩魯斯雙簧管（Sarrusophone）樂段時，我就醒了過來。」
註5：1890至1891年，西貝流士在維也納跟隨福克斯（Robert Fuchs）和高德馬克（Karl Goldmark）學習。
註6：但唐斯也不喜歡康果爾德（Erich Wolfgang Korngold，1897~1957）的《小提琴協奏曲》，他將它斥為《**好萊塢協奏曲**》（"*Hollywood Concerto*"）。
註7：唐斯認為史特拉汶斯基矯揉做作、隨波逐流、自命不凡。
註8：庫塞維斯基並非唯一關心作品進展的人，出版商威廉．漢森和英國皇家愛樂指揮卡麥隆也同樣如此，西貝流士也跟卡麥隆承諾過，將這部作品的英國首演交給他。
註9：二十世紀德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兼音樂哲學家阿多諾（Theodor Adorno）是貝爾格（Alban Berg）的學生，他在《論西貝流士》（Glose sur Sibelius,1938）和《新音樂哲學》（Philosophie de la nouvelle musique,1949）專書中，大力抨擊西貝流士。他說西貝流士的音樂是「平庸與荒誕的組合」，所有細節聽起來都「平淡無奇，似曾相識」。
註10：1940年，巴畢羅里（Sir John Barbirolli）指揮紐約愛樂演出西貝流士《第2號交響曲》（Op.43），被《紐約先驅論壇報》樂評湯姆森（Virgil Thomson）貶得一文不值，稱其「粗鄙庸俗、自以為是、鄉土氣，非筆墨所能形容。」
